中国夏朝时期（上）

同埃及、巴比伦以及印度等一样，中国也是世界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古国之一。约在公元前21世纪，或者更早一些，随着世袭王朝的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了。夏的建立成为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开端与标志。夏从禹到桀，历经17王，前后跨越400多年，最后为新的奴隶制国家——商汤王朝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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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中国夏王朝的确立，正是奴隶制代替原始氏族公社制，以及私有制战胜原始公社公有制的必然结果，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原始氏族制度的瓦解和国家机构的产生成为大势所趋。生产力提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表现为：剩余物品出现——则产生私有制及贫富两极分化产生——部落与部落之间争夺财富战争的迭起——乃至国家专政机构的最后形成。在这一长期的演进过程中，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组织逐渐蜕化变质，"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压迫机关了。"这样，随着先前那种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由氏族成员共同生产与分配的氏族公社制度的逐渐瓦解，中国社会拥有了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并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

就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可以这样说，世袭王朝的建立，就是国家政权形成的标志。因此，谈夏的国家政治状况，自然就应该从"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开始。

1.夏国家的产生及其国家特征（1）"禅让制"让位于"世袭制"

禅让制作为原始公社的民主选举制度，同时作为一种原始形式的民主制度，维系了氏族组织乃至氏族部落联盟的存在及延续，也伴随人类渡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这种禅让制赖以建立的深厚土壤，正是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原始社会恶劣的自然条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得原始人只能以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群居方式求得生存。这种生活方式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原始先民私有观念的先天不足。物质公有，权力公有，一切都成为公有，这样，原始先民自然选定了禅让制这种确保权力公有化的制度。禅让制的核心是"传贤"而非"传亲"，更不是"传子"。传说，陶唐氏族的尧做部落联盟酋长还是由各氏族部落民主选举出来的。而且其后，陶唐氏尧，有虞氏舜及有夏氏禹等部落联盟酋长的更替——最初是唐尧，接着是虞舜，后来是夏禹，也是以禅让制的形式实现权力交接的。只是，这个阶段的禅让制已经不像唐尧以前的禅让制那样稳固了，相反，却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比如：唐尧末年就想把这个酋长职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有势力的有虞氏舜，借口尧破坏了民主选举制，而起来反对，囚禁尧，放逐丹朱，将领导权夺到手中，可见，从本质上讲，这种形式上实现的禅让制，已经开始变色，失去了民主选举的要义。值得玩味的是，舜在临死前，也曾想将酋长的职位传给其子。结果，夏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逼迫舜把酋长这一最高职位让给了自己。总之，这个时期，不论是谁占据了酋长职位，都想破坏禅让传统而传亲；而另外一些氏族贵族则利用氏族民主选举的制度，作为进行夺权的借口。一旦夺权成功，又试图效法他的前任，想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每经过这么一次反复，传统的氏族民主选举制都进一步遭到削弱。

风雨飘摇中，禅让制乘着历史的快车，驶入了原始社会的末期。物质资财私人占有现象的出现，第一次萌发了先民私有观念的冲动；有形物质私有化的既成事实，则必然导致无形权力私有化的强烈要求。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社会条件，呼唤着新生事物的出台，历史的辩证法敲响了早已残缺不全的禅让制的晚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其底层颤动了。物质的强烈诱惑力引发的只能是人类惊人的占有欲，而能满足这一占有欲并使之有效实现的唯一方式，便是实行王权世袭制，亦即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并且世代相传。世袭制这种王权继承制度正是通过传子或传亲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夏禹死后，其子启夺取伯益之位，使世袭制首次成为现实。

这样，随着世袭制取代禅让制的成功，氏族、部落的管理机构逐渐变为国家的统治机构，而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实质上已经成了国王。王权也正是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加强的。传说，禹做首领时，有一次他召集部落联盟大会，防风氏的首领由于来晚一步，而被杀死。从此事可以看出，禹俨然已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国王了。《礼记》把这时称作"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的时代。当时，王权代表着一种新的强制秩序，权力集中在王者手中，这就有利于结束氏族贵族混战的局面，并能发展生产，保证奴隶主私有权的实现，巩固整个奴隶主阶级的地位，最终有利于奴隶制专政国家的建立。这一切正是建立在禅让制让位于世袭制的基础之上的。于是，从夏启开始，中国的王权、奴隶主阶级以及奴隶制专政国家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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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诞生过程中的阵痛

夏部落是由10多个大小近亲氏族部落发展演变而来的，而与夏部落结为联盟的则还包括它的一些远亲氏族部落，以及较远的东方夷人氏族。在禹以前，其部落联盟的酋长是由夏和夷的首领轮流担任的。启打破传统禅让制，继承父位，这一破天荒的作法立即遭致一些守旧氏族的反对。最先揭竿而起反对启的是同姓氏族有扈氏。由于有扈氏代表的是旧的氏族制传统，便使这次战争成为新旧两种势力，全职美工或者说是禅让制与世袭制的直接交锋。结果是启所代表的王权击败了有扈氏，有扈氏成了旧制度的殉道者。启讨灭有扈氏，随后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至此，"大人世及以为礼"，王位世袭制度正式确立了。

夏启袭位以后，原始公社制度因禅让制的消失而逐渐走向解体，同时夏也逐步完成了向奴隶制国家的过渡。然而，这一演变过程是艰难的，经过多次剧烈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启在位时，曾发生过武观之乱。此事散见于战国史籍，其内容记载比较明确的是《韩非子》和《国语》。其中，《国语.楚语》说："启有五观"，并把他列为"奸子"。可知他是启之子。至于他作乱的内容，《韩非子.说疑篇》把他和丹朱，商均、太甲、管蔡并列，笼统地说他们"害国伤民败法"。

启为了阻止儿子们对继承权的争夺，曾放逐小儿子武观到黄河西岸。武观不服，反叛其父，启便派彭伯寿出兵平乱。以上为五观之乱的一般解释。不过，有种解释则认为五观指的是五人，亦即"五子"。由于古代文献记载简略，没有足够资料可作分析问题的依据，这儿只能是挂一漏万，介绍比较流行的说法。

夏王朝建立之初，除了受到其内部因素的干扰之外，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外部威胁。启在晚年，生活日益腐化。《墨子.非乐篇上》有以下记载："启乃淫逸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此外，《竹书纪年》中载："夏后开舞九招也"。这些描述都反映了启荒淫无度的腐朽生活。启死后，太子康继位。太子康更是一个沉缅于酒食声色之中的国王，史书对他的评价都很不好。他天天宴饮游乐，不恤民事，引起人民极大的怨愤。后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趁太康到洛水打猎之机，攻占安邑，自己做了君长。但好景不长，后来他的亲信寒浞又用计将他杀死，继承了他的全部家业及妻妾，这就是所谓"太康失位"之说。其后，寒浞又追杀逃亡在外的少康及其家小，并杀了仲康子相。

相子少康躲过寒浞的追杀，逃到舜后裔有虞氏那里做厨官。由于少康杰出的才能，他很快纠合同姓攻灭了寒浞。这段史实又称作"少康中兴"。少康恢复了夏族的帝王之位后，建都于夏的旧都阳翟。少康之子帝杼南征北战，发明盔甲，加强兵力，使夏的帝王大业进一步得到巩固。到帝泄时，连夷族都开始受夏之爵位。至此，夏朝的统治地位终于被同它有关的一些氏族部落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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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的国家特征

夏朝的建立是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夏王朝以启为代表的统治者占有奴隶和物质财富的迅猛增加，极需要建立一种权力机构来保护他们的这种新的所有制。而保护私有制最早的权力机关，就是国家。恩格斯指出形成国家的两个特征：一个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一个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两方面夏代都已初具规模。

据古史记载，"芒芒禹迹，划为九州"，这是说，夏代曾把居民按居地分成九个区域进行统治；又有记载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乱政"就是指被统治的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禹刑"则是代表奴隶主阶级意志对奴隶大众进行镇压的法律和刑罚制度。此外，夏王朝曾与四周各部落进行过长期战争，可知，夏朝已经有专门从事掠夺或镇压奴隶大众的军队组织。这时，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刑狱和军队这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都已具备，说明夏朝国家正式产生了。虽说夏所建立的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然而它的形态及特征却是十分丰富的。

夏国家机构的最高首脑实行世袭制，而王位传子本身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内部各部落间平等、独立的关系已经消逝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夏国家这一专政机构自上而下垂直式的臣属关系或统治关系，至尊至上的帝王家族永远享有最高统治权。为了长久维护自己的统治，夏已修建了城廓沟池，建立了军队，制定了刑法，甚至还修造了监狱等等，以此来保证夏王及奴隶主贵族统治权和经济利益的完全实现。

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夏代已出现了一批国家官吏。如《礼记.明堂位》讲："夏后氏官百"。夏的国家官吏与氏族社会的首领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完全脱离劳动而依靠贡赋生活。夏的官职很多，如有牧正、包正、车正等等。这些职官，是由统治部落中的贵族或由被征服部落中原有的贵族担任的，从而，他们也成为夏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夏国家机构同时还具有神秘的色彩。先前，每个氏族或部落都拥有自己的保护神——图腾，这种原始宗教的传统发展到夏禹时，更加兴盛，甚至出现了超出氏族部落的地区性的保护神——社。最早被尊为这种保护神的是禹。《史记.夏本记》载："禹……为山川神主"。又《封禅书》说："自禹兴而修社祀"，以禹为象征的社神成为象征国家的国神，对社神的祭祀也就成为其最重要的国事。禹的神化实质上是王权的神化，百姓敬王也就是敬神。这种神权政治正是统治阶级实现思想上控制被统治阶级这一目的的最为理想的形式。

夏的最高统治者还宣称自己为上天的后裔，同时散布君权神授的思想。启伐有扈氏便打着执行上天命令的旗号。《尚书.甘誓》中讲："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在夏的政治生活中，祭祀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祭祀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起着麻痹，愚弄人民，维护奴隶主统治的作用。在夏的国家机构中，由于巫史在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巫史除了掌握直接与神事有关的占卜，祭祀大权之外，实际上还控制着司法、军事、教育、历法及记事等方面的大权，甚至直接掌管王室事务。当时许多职官的名称，就是从巫史分化出来的。如大理、遒人、作册、守藏史及帅保等。巫史在国家权力上的绝对优势，表明了神权在夏的政治生活中占着重要的支配地位，并进而使夏的政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神秘性也便成了夏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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